1944年9月19日,中国民主同盟在重庆成立,黄炎培当选民盟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
黄炎培,号楚南,字任之,笔名抱一等,江苏川沙县人。举人出身,是中国近现代著名的学者、教育家、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是现代意义上的中国职业教育的奠基人,也是根据中国国情推进职业教育发展的杰出典范。
1913年他在参加同盟会、追随蔡元培先生推进中国教育改革的过程中,即发表《学校教育采用实用主义之商榷》,提出了有关职业教育的系统思想和主张。指出,教育与学生生活、学校与社会实际应该紧密联系。早年即提出:“劳工神圣、双手万能”口号,其思想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当时席卷全球(包括“十月革命”后的前苏联)的美国“实用主义”哲学思想和教育思潮的影响,但其主要出发点是针对中国社会和教育当时的实际情况的,并在新中国建设中起到重要作用,担任过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建国会领导人。
清朝举人做了革命党
光绪四年(1878年),黄炎培生于江苏川沙县,现属上海市。他出生那一天,恰是伯父去世的日子。祖父黄厚余在失子的悲痛中得孙,叹道:“我们家何其不幸,还望生个好孙子吗?”在黄炎培满月时,祖父也离开了人世。
黄炎培的父亲黄叔才是一个没有土地、房产的底层文人,在乡间开私塾谋生。虽然才华横溢,但家里一没钱,二没背景,所以黄炎培的婚事可是愁坏了家人。对于他的求婚,姑娘家不是回复八字不合,就是直言不嫁穷小子,一连碰了五次壁。有一位附贡生王筱云,曾见过黄炎培的文章,知道这个青年日后必有作为,就让女儿王纠思同黄炎培订了婚。1899年,21岁的黄炎培在松江府试中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中秀才,王筱云老先生大喜之下,就让女儿正式嫁进了黄家。
新婚后两年,黄炎培辞去塾师的营生,到上海南洋公学读书。那里的中文总教习蔡元培发给每位学生一张选课单,上面有哲学、政治、法律、财政等二三十种课程。黄炎培选学外交,蔡元培就让他读《万国公法》和一些外文资料。到了1902年,江南乡试已改八股为策论,题目中有一道题,要求考生论述如何收回治外法权,正中黄炎培下怀。他于是从国际法说起,洋洋洒洒地写了一篇长文,考上了举人。此后他回到家乡,兴办小学、女学,传播新思想。
1905年同盟会在东京成立后,负责上海工作的蔡元培登门“发展”黄炎培,对他说:“只有集合同志,组织起来,共同奋斗。现在爱国志士集中于中国革命同盟会。同盟会是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兴中会、黄克强先生领导的华兴会和无政府主义派连同其他革命人士会合起来的,你愿不愿加入?”黄炎培当即回答:“刀下余生,只求于国有益,一切惟师命。”第二天晚上,在蔡元培主持下,黄炎培宣誓:“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后来蔡元培去德国留学,同盟会在上海的工作就由黄炎培接手。
办职业教育,办成了通缉犯
回国后,黄炎培先是与毁家兴学的老朋友杨斯盛一道创办了浦东中学和浦东小学,不久又当上了江苏咨议局的议员。辛亥革命爆发,黄炎培被任命为江苏的教育司长。
1913年,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后,与原同盟会的关系日趋恶劣。黄炎培在1914年辞去江苏省教育司长的职务,后来北洋政府两次征召他为教育总长,都被回绝。袁世凯曾对人说:“江苏人最不好搞,就是八个字:‘与官不做,遇事生风’。”黄炎培无疑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
卸下在政府里的职位,黄炎培一边阅读西方教育学经典,一边到安徽、江西、浙江,乃至美国、日本、菲律宾考察教育。他最后认定:“提倡爱国之根本在职业教育!”1917年5月,黄炎培创立的中华职业教育社成立。为了实践职业教育的理念,改变青年人“毕业即失业”的状况,黄炎培又创建了中华职业学校。这所学校以“敬业乐群”为校训,倡导“劳工神圣”、“双手万能”的实用教育。
从1917年到1927年,在黄炎培的努力下,职业教育在全国各省遍地开花。但当北伐军兵临上海时,黄炎培被蒋介石视为“学阀”,成了通缉犯。黄炎培与夫人王纠思带着简单的行囊,匆忙跑到日本占领下的大连避难。黄炎培辞去了在中华职业教育社的职务,在各地游历。直到1931年,政府对他的通缉令才撤销。
职业教育是生活准备教育
黄炎培的职业教育思想是在吸取西方先进国家的教育经验,反思中国自办新教育以来的问题和教训,不断探索中逐步形成的。
经过洋务教育和维新教育的相继推进,促成20世纪初清政府的教育改革,其中,普通教育和实业教育是两个热点。但在20世纪第一个10年逝去时,普通教育发展速度远高于实业教育,两者比例极不相称。大批受过普通教育的学生涌向社会,给社会带去怎样的影响?黄炎培于1913年在《教育杂志》上发表《学校教育采用实用主义之商榷》,对“癸卯学制”颁布以来中国教育尤其是普通教育发展中的问题作了考察,指出学生在学校中所受到的道德、知识、技能训练,走上社会后毫无用处。这就从理论上论证了改革普通教育,加强学校教育与个人生活和社会需要之间联系的必要性。文章发表后,在民国初年的教育界激起强烈反响,形成早期实用主义教育思潮,引发人们教育观念的变化。
1917年中华职业教育社成立后发表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宣言书》,标志着以黄炎培为代表的职业教育思潮的形成。
自此起,黄炎培的职业教育思想不断发展、成熟。反映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和改革普通教育的需要,黄炎培早期职业教育思想更多以解决个人生计问题为重,认为职业教育的要旨有三:“为个人谋生之准备”,“为个人服务社会之准备”,“为世界、国家增进生产力之准备”。20年代起,黄炎培把职业教育的目的概括为“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即既强调个人谋生,也重视服务社会;既强调职业技能训练,也重视职业道德教育;既强调一技之长,也重视全面发展。更多地探讨了职业教育内部的规律问题。
20年代中后期,黄炎培总结近十年职业教育发展的经验,提出“大职业教育主义”的观念,认为“(一)只从职业学校做工夫,不能发达职业教育;(二)只从教育界做工夫,不能发达职业教育;(三)只从农、工、商职业界做工夫,不能发达职业教育。”即办职业教育必须联络和沟通所有教育界和职业界,参与全社会的活动和发展,更多地探寻了职业教育外部环境的适应问题。至此,黄炎培的职业教育思想基本成熟。进入30年代后,民族危机加甚,黄炎培积极投身于民族救亡事业,职业教育思潮逐渐消退,但其职业教育思想继续影响着此后年代中国的职业教育实践。
黄炎培注重对职业教育问题的多角度探索,利用他与蒋梦麟、陶行知等共同创办主持的《新教育》月刊等,大力宣传先进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实验。不仅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指出“职业教育不但是资本制度下的产物,而且还是封建制度下的产物。但他本身是平民化的,是为解决平民生计问题而产生出来的,是进步的。”既说明职业教育有自己的发展轨迹和历史经验,也说明职业教育是与社会发展密不可分;此外,他还非常重视学习当时欧美发达国家的经验,并以此作为制订职业教育发展规划的重要借鉴,为职业教育发展拓展了视野;而且,他还指出,初中等学校教育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要使受教育者学习和掌握生活的知识和技能,使人“于己具有自立之能力,于人能为适宜之应付”,在对国民进行的最基础的教育中,应主要“授以生活所必须之普通知识技能而已”。
在黄炎培看来,职业教育是与人的基本需求——生存紧密联系的,他甚至用“本能教育”来突出这一思想和主张。与20世纪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倡的“学会生存”理念如出一辙。他提出的“为个人谋生之预备、为个人服务社会之预备、为世界及国家增进生产能力之预备”的“三预备”思想,既包含了一个世纪以来全球职业教育发展的规律,也显示了他对职业教育与社会发展、生产进步,以及人力资源关联的先见之明。他主张,职业教育就是要“用教育方法,使人人依其个性,获得生活的供给和乐趣,同时尽其对群众的义务”。
尤其值得钦佩的是,他和当时一大批著名教育家,如蔡元培、陶行知、晏阳初、梁漱溟等,都亲自参与、主持过教育改革的实验,不屑地位和待遇的诱惑,贴近教育一线和贫民大众。黄炎培曾参与创办、指导了中华职业学校、中华工商专科学校、南京女子职业学校、四川都江实用职业学校、昆明中华业余中学,以及在上海的七所中华职业补习学校和一个职业指导所,积累了丰富和多层次的职业教育办学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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