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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德两国“女性和职业生涯”的现状

发布时间:2015-06-12 04: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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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红旗：尊敬的谢妮教授好！非常欢迎您来我校，来首都师范大学中国女性文化研究中心，了解中国女性与职业生涯的现实情况。我们的研究中心成立于2000年，在国内也是唯一的中国女性文化研究中心，2010年成为中国女性文化研究基地。我们的研究中心主办两种媒体，一份传统纸媒，为《中国女性文化》学刊，一个与中国网（国务院新闻办外宣网站）联办的新媒体，为“中国女性文化论坛”。主要内容包括女性社会文化学、女性教育学、女性文学艺术等理论与实践方面的考察研究。无论学刊还是论坛，对各界职业女性的生存发展状况，均从社会制度与文化观念层面对女性职业生涯的不同影响，做过诸多专题的研究。主要是从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制度建设，以及爱情、婚姻与家庭的价值观，男权传统文化的刻板印象，社会对女性角色的不同期待，来探索对女性职业生涯发展的不同影响。经过考察女性职业发展的实践经验，发现其精神思想方面的成长诉求。 2003年，在与美国全美女总裁协会举办的《一场中美女性生存命运现状的讨论》座谈会上，我首次提出职业女性“无国界的性别玻璃顶”问题，当时的全美妇女组织董事会主席玛莎•伯克教授，美国文化革新中心主任朱迪斯•L•怀尔特，美国妇女政策研究所主任海迪•哈德曼，还有秘书张林西，国际女性发展促进会会长刘诞丽女士等等，都认为女性的事业和爱情、婚姻与家庭角色三重困惑，是全世界女性面临的共同问题。因此我认为，对“女性与职业生涯” 项目研究，具有全球性和现实性，以及未来性意义，很愿意和您共谋建立中国与德国“女性与职业生涯”的比较研究项目策划，从法律、政治、社会、心理、文化等方面，对中德两国女性生存与发展的经验，进行理论与实践的历时性对比梳理，探求在东西方两种不同的文明模式里，相异的社会文化环境，不同的女性解放路径，却有着相同的精神诉求，从而揭示女性生存发展研究的人类性价值。尤其是，在当今全人类遭遇精神生态、社会生态与自然生态多重不同程度的危机与挑战之时，我们两国知识女性、高校女性研究学者如何携起手来，以考察研究中德“女性与职业生涯”课题为起点，以两国女性精神生命的思想重建，为国际女性的生存发展政治经济体制完善提供有价值的政策参照，而参与到完善人类心性、建构新文明的进程中去，从而推动人类心性的健康完善与世界和平事业。这是我们这一代知识女性的社会良知与责任担当，女性意识与人类意识的合二为一。
谢妮：完全同意。“女性与职业生涯”在德国是一个非常具有社会性和政治性的问题。一方面预计在不久的将来会面临高质量员工缺乏的现状，而多元化能够促进企业的成功，此项目希望在促进社会性别问题上能够更加平等。另一方面，事实表明，对于年轻的妈妈们同时兼顾家庭与事业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希望通过制度改革来提高女性/母亲的就业机会。在项目开始，我们想在中国考察这一情况，并在法律、政治、社会、心理几个方面与德国对比。这将成为不来梅科技大学一个专题研究的主题，这一专题研讨会将成为中德双方在此问题上的起点。王红旗：非常感谢。以具体的课题项目为起点，组织多方面的研究资源，就会更具有强大的力量。我们曾经策划过几次这方面的项目。比如2003年出版了女性社会焦点问题系列丛书：《中国女性在演说》《中国女性在对话》《中国女性在行动》《中国女性在追梦》，讲述的就是女性生存发展的三困惑，我把它叫做女性生存发展的三大困惑：事业与爱情、婚姻、家庭之间的矛盾冲突。也就是你说的“女性与职业生涯”之间的矛盾对女性事业发展的影响。我尤其关注女性和职业生涯方面问题，曾经与中国中央电视台的《半边天》节目、北京广播电台的《星空下的女人》节目、人民网的《情感时空》栏目合作，，现在正与中国网联合主办《中国女性文化论坛》栏目，关心下岗女职工的再就业，女博士的事业与爱情婚姻家庭困惑。还曾举办中美女性发展经验高峰论坛，中国与美国30位女企业家相互分享她们家庭幸福、事业成功的经验故事，赴蒙古国在总统府与其女法官协会举办国际女性文化论坛，还对中国的女奥运冠军这个特殊群体的职业生涯做了研究，出版了研究报告《巅峰之道》。谢妮：你们做过的研究非常特殊。是非常有意义的，你有好多好的想法，而且很有规划性的，很完整。王红旗：向您介绍了我们的情况之后，很想请您谈一谈现在德国职业女性的情况。因中国政府力倡男女平等政策，中国的女性解放是“自上而下”的，而德国女性解放却是“自下而上”的，那么，德国知识女性的职业生涯面临什么样的具体问题？请谈谈您的看法。
王红旗：有这样的法律条文？
谢妮：对，如果丈夫说你在家看孩子吧，那女性就不能出去参加工作。70年代还存在这样的情况，这是后来才知道的。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的女性因为丈夫在外面打仗，自己在家要看孩子，又要在工厂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女性的独立性提高很快，大部分的女性都是有自己收入的。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她们的丈夫回来了，就是另外一种情况。丈夫需要有工作位置，所以国家让女人回家。另外经济发展很快，所以家庭一个人在外面工作，收入经常足够，没有必要女的在外面做工。可能50、60年代的德国经济发展，跟中国的改革以后发展可以相比。
我是在50年代出生的，我长大的那个时候好像以后越来越好，这是我们这一代的感觉。那后来50年代很多女性在家看孩子，我的母亲也在家，大部分女性如果丈夫的收入足够生活的话，都呆在家里。
王红旗：你说的是上世纪70年代？
谢妮：这是50和60 年代的情况。现在女性应该出去工作，得去挣工资。
王红旗：政府呢，政府对妇女的就业有没有优惠政策，或者说，就是参加工作之后，是不是有男女同工同酬的政策？
谢妮：有这样的政策，这样的政策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不太清楚。法律上一样的工作得有一样的工资，但是，有很多研究证明，女性与男性一样的工作，女性的待遇比男性的差21%。这个数字很大。但是也有另外的情况，如果真正的高层也不一样。因为，女性的工作跟男性不一样，比如说女性更多的是搞托儿所的，护理类型的工作，那些工作的工资不高，所以有差异。但是，你如果真是一样的位置，一样的任务，女性还是比男性少7%。这不是按照法律，是不同公司自己定的。按照法律应该对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王红旗：明白。从国家制度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章第四十八条第一段：“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和家庭的生活等各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护法》第一章第二条第二段：“实行男女平等是国家的基本国策。国家采取必要措施，逐步完善保障妇女权益的各项制度，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的歧视。”正式在这些制度的实施，女性职业发展情况呈不断上升趋势。但从实际的工资结构上比例上看，还是男性工资高。因为改革开放以来，出现不同体制的企业，有公有制的国家企业，集体制企业，也有个体企业。就像您说的，很多公司都是自己制定的，男女工资并不一样多。但我不清楚具体的比例。在高等院校教授的工资是男女同酬的。但是，大学女教授的数量比男教授少，有研究者对我国1000多所普通高等学校女教师正副教授职称从1984年至2000年所占的百分比做了调研统计。1984年，我国高校女性教师人数比例只占教师总数的26.19%，正高职称仅占5.75%。而在2000年，女性高校教师人数比例已经占到45.96%，副高职称有15.80%的差距，正高职称差距最大，为48.64%。虽然，我国高校女教授正高职称比例一直呈上升趋势，当与男性相比仍然较低。但新世纪以来女性高级职称、特别是女性正高级职称的百分比增长还是比较快的。尽管如此，在女性职业生涯中的“渗漏性”是很严重的。比如，在对北京高校女教师的调查中发现，从女教师的职称结构来看，金字塔特征表现得十分突出，女教师所占比例与职称成反比，就是说，职称越高的女性所占的比例越低，职称越低的女性所占的比例越高，教授职称中男女的比例更是相差悬殊。这就是如您所说的“女性与职业生涯”在德国是一个非常具有社会性和政治性的问题。可见，在很现代的德国也存在这样的性别不平等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