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市历城区鲍山街道的殷陈小学,离济南中心泉城广场只有16公里。但与这“得天独厚”的区位相匹配的却不是漂亮的校园、过硬的教学条件:这所学校不管是阴天还是大晴天,都要开灯上课。
在媒体曝光之前,殷陈小学已经蜗居体育看台下4年了。4年了!领导不可能不知道学校如此糟糕的环境,却为何没有引起某些领导的关注而加以改变呢?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教育在基层的尴尬处境,是“教育优先”在一些地方“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的最好注脚。
教育需要财政投入还不是教育不受“待见”的主要原因,中央关于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在一些基层“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根本原因还在于对基层领导政绩的考核上缺少有关教育的硬性指标,缺少刚性的追责机制。
有评论作者撰文指出,形成这种现象要归结为“教育是讨米的主儿”。的确,“以县为主”的义务教育管理体制,决定了县级政府是教育投入的主体,而许多县级政府财政紧张,教育需要投入的地方多,不像其他一些部门有收费许可,能为财政创收。因此,教育在很多基层政府领导眼里常常不受“待见”。
但我认为,教育需要财政投入还不是教育不受“待见”的主要原因,中央关于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在一些基层“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根本原因还在于对基层领导政绩的考核上缺少有关教育的硬性指标,缺少刚性的追责机制。
很长一段时间来,对地方领导干部的政绩考核是GDP至上,由此导致了基层领导更多的关心招了多少商,建了多少企业,企业创了多少税收,财政增了多少收入。再加上县级领导任期一般不会超过两届,自然就会对难出政绩、政绩难以量化且花钱又多的教育关注得少了。因此,在许多地方,“教育优先发展”存在于领导的讲话里、下发的文件里,但很少落实到他们的行动上。
由此可见,新闻事件中的殷陈小学看似是当地领导“不愿投入”所为,其实背后有着复杂的评价和考核机制上的问题。殷陈小学的遭遇不是孤例,而改变这一现象的根本出路在于摒弃“GDP论英雄”的干部考核方式,建立科学的政绩观,把教育投入纳入领导干部考核的重要指标。一旦转变政绩观,考核的标尺科学了全面了,“教育优先发展”在基层才不会沦为一句空话,像殷陈小学面临的难题就会迎刃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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