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点10分,山里的浓雾还没散去,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瓮安县永和小学的掌勺师傅刘元祥正调烹着一大锅土豆烧肉,再过20分钟,这道菜就会和已经就绪的萝卜肉丝、香菇排骨汤一道被端到厨房外面的就餐大厅里,等待着它们的是447个饥肠辘辘的学生。
下课铃响过没一会儿,美术老师石传洁就领着学生列队走进了食堂,挨个安排着学生打菜就座。“没这营养餐的时候,路远的学生就从家里带米,在学校对面一个小摊蒸熟了吃白饭,奢侈点的就花1块钱买碗粉泡饭吃。”石老师说,自从2012年学校开始实施营养改善计划,那个小摊不到年底便关张了,“菜谱一周不重样,顿顿两菜一汤,对面自然没了生意做。”
贵州“地无三里平”,恶劣的地理条件再加上薄弱的经济基础,在2012年营养改善计划实施前,农村孩子上学中午吃饭难,相当一部分中午不吃饭、饿着肚子上课,久之健康状况难免令人担忧。
为了让农村学生也能吃上热腾腾的午饭,2012年3月,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的意见》,贵州在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正式开展营养改善计划国家试点,同时鼓励其他县市进行地方试点。
“目前营养改善计划覆盖了全省87个县市1.31万所农村学校,380万农村中小学生在校吃上了热腾腾的午餐。”贵州省教育厅厅长王凤友说,“除贵阳市云岩区因无农村学校未实施外,全省营养改善计划实现以县为单位覆盖全省。”
“校校有食堂、人人吃午餐”是营养改善计划在贵州实施的特色。早在2011年,贵州便下发了《关于加强全省中小学幼儿园食堂管理工作的意见》,因地制宜建设1.3万个农村中小学食堂,全部回收对外承包的3000余个学校食堂,按照公益性、零利润原则由学校自办自管,为营养改善计划实施打下了良好基础。
“现在国家营养午餐的标准是4元钱,贵州力保这4元全部吃到孩子嘴里面。”贵州省教育厅资助办副主任罗忠勇说,“其他成本开支如工勤人员工资、水电费等,全部纳入县级财政预算解决。”
为了保证资金安全,贵州推进食品原材料“统招、统购、统配、统送”采购制度,力图减少中间环节,同时降低采购成本。“报账则实行‘校财局管’,费用由供应公司和学校按月到县教育局报账,尽可能做到校长见账不见钱。”罗忠勇说。
为了让学生吃得营养、吃得健康,各学校还结合本地实际和饮食习惯制定了配餐食谱,尽可能做到食物多样、荤素搭配。“现在我们学校有四套菜谱,一周一换,每餐至少两菜一汤,热饭热菜,搭配肉食。”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麻江县谷硐中学校长周华说。
另外,据罗忠勇介绍,在落实国家4元钱供餐标准的基础上,贵州部分地区还本着自愿原则,探索“家庭负担一点、政府补助一点、社会帮助一点”,进一步提高学生就餐标准。
不让一个孩子因贫困输在起跑线上
全省高中阶段农村贫困学生全部实行“两助三免”
在贵州盛华职业学院民族文化传承中心实训教室墙挂着的一张照片上,北京一家公司的董事长秘书罗琳花拿着公司的礼品娃娃,脸上绽放着自信的微笑。而3年前,她因为父母多病、家贫,曾有过放弃学业的念头。
幸好,学校及时打消了她的顾虑,她不仅可以享受学费全免和助学金,学校每月还额外补助300元生活费。同时,学习期间制作的手工艺品由学校出售后,她还会获得部分收益。经过3年的学习和实训,如今的罗琳花有了一个令人羡慕的好工作,家庭贫困状况也得以改善。
从2015年秋季学期起,贵州已在全省普通高中和中职学校对农村贫困学生全部实行“两助三免”——国家助学金、扶贫专项助学金和免学费、免住宿费、免教科书费,解决贫困学生读书升学的后顾之忧。
贵州在全国拥有最多的贫困人口,人均GDP倒数第一,而2020年与全国同步实现小康的目标迫在眉睫。扶贫攻坚是“第一民生工程”,而教育扶贫工作更是“民生中的民生”。
从营养改善计划到教育“9+3”计划(在9年义务教育基础上再提供3年免费中职教育),从压缩6%行政经费投入教育到“新两基”攻坚,这是贵州“不让一户脱贫户因学返贫、不让一个学生因贫失学”坚定决心的体现。
不让贫困代际相传,在即将过去的“十二五”期间,贵州奋力推动各级各类教育跨越发展,致力于促进教育公平与均衡,充分发挥教育挖穷根的作用。
学前教育实现每个乡镇至少有一所公办幼儿园。乡镇公办幼儿园实现全覆盖,在园人数由2010年的77万人增至120万人,今年学前3年毛入学率达80%,高出全国平均水平。
义务教育进入免费教育时期。学生资助实现从学前教育到研究生阶段全覆盖,各级财政投入资金52亿元、资助学生347万人次,较2010年分别增长2.5倍和2.4倍。
普通高中优质资源进一步拓展,全省省级示范性普通高中达105所,今年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85%,比2010年提高了30%;全面免除中职教育学费,中职、高职在校生人数分别从2010年的37.6万人、13.9万人增加到70万人、18.7万人。
高等教育实现大众化。全省普通高等学校增至59所,培养输送本科毕业生23.67万人,2015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30%,比2010年提高10个百分点。
“穷省也要办大教育、办好教育。教育扶贫是根本的扶贫,教育上去了,贫困就不会代际传递,孩子们就有人生出彩的机会。”贵州省委主要领导表示。
大学校门对农村孩子敞得越来越宽
希望国家完善高校有关贫困及农村学生招生计划
青山环抱、碧水回廊,依山傍石、绿树成荫,走进瓮安县瓮安中学,宛如进入一座山水园林。这座省级二类示范性普通高中能有如此优雅的学习环境,得益于当地财政和社会各界力量对教育事业的不懈投入。
“从2008年以来,单用于改善全县学校硬件设施一项,累计投入资金就已达17亿元。”瓮安县教育局局长谢静说。而17亿元,相当于2014年瓮安县的财政总收入。
持续的投入也换来了教育事业的开花结果。2015年,瓮安县高考学生共考入重点大学456人,其中农村学生考上重点大学347人,占比76.1%,这比2013年高出近9个百分点。
瓮安的变化只是贵州的一个缩影,在多年持续努力下,越来越多的农村学子享受到和城里孩子并无二致的优质教育资源,而重点大学的大门,也对他们敞得越来越宽。今年贵州本科总录取数约为13万人,其中录取农村学生近10万人;重点高校录取总数为3万余人,录取农村学生近2万人。
越来越多的农村孩子进入重点大学就读,还得益于中央政策的倾斜。据贵州省招生考试院普招处副处长刘永贵介绍,“今年,根据教育部通知,我们对贫困地区定向招生和农村学生单独招生专项计划工作进行了部署,两项计划分别录取考生4090人和185人。”
“重点高校招收农村学生实施后有效提高了我省农村考生和贫困地区考生的录取率,使我省更多的农村考生和贫困地区考生享受到国家政策的照顾。”不过刘永贵同时表示,由于贵州贫困面广、农村考生多,希望国家进一步增加贵州省省外“211”高校贫困专项计划和农村学生单独招生计划数。
黔东南州教育局机关党委书记吴作钊也表达了类似愿望:“贫困地区定向招生专项计划的计划投放数由2013年的3万人增加到2015年的5万人,但分配到各省的计划并不多。同时,一些部属高校安排的专业门类少,一些专业甚至是较为边缘的‘冷门’专业,没有有效满足考生报考意愿。”
刘永贵同时建议直接将农村学生单独招生专项计划并入贫困地区定向招生专项计划,或将农村考生户籍地限制改为除县城外的乡镇。“户籍制度改革后,已淡化城镇户籍和农村户籍,不便开展资格审查工作。”
户籍地限制的问题不只体现在农村学生单独招生专项计划上,目前,贵州实施贫困地区定向招生专项计划的申报条件为“三个统一”——考生的学籍、户籍及监护人三个层面必须同属于一个县,否则报考受限。
“在一个地区(市、州)内,从某个县到另一个县就读并有就读地学籍的考生,不能报考贫困地区定向招生专项计划,特别是市(州)人民政府所办高中在办学上受到报考政策限制,挫伤了地方人民政府的办学积极性。”吴作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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