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美国哈佛大学教育研究院心理发展学家霍华德·加德纳的“多元智能论”,中职学校应该是完成九年义务教育后的初中毕业生继续接受高中教育的一种选择,这种选择应是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特长、智能等特点进行评测得出的结果,即所谓适合自己的教育才是最好的教育。
也就是说,根据“多元智能论”,学生选择读普通高中或选择读中职学校,仅是人生道路上的抉择,而不是筛选。然而在我国,初中毕业生读中职学校事实上却是筛选的结果。原因大家都清楚,初中毕业后要进行重要程度仅次于高考的会考,学生读普通高中还是中职学校,既非根据“多元智能论”进行选择,亦非职业兴趣测评的考量,而是由会考分数高低决定的。
虽然这几年我国职业教育持续升温,《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一2020年)》等陆续推出,职教人奔走相告:职业教育的春天来了。但对绝大多数家长来说,他们的子女选择读中职学校,并不是因为“职业教育的春天来了”,而是一种无奈的选择一一只因他们那“不争气”的儿女中考分数达不到普通高中的录取分数线,成了被筛选下来的部分。
“多元智能论”深受从事职业教育的教师、教育工作者欢迎,但在实际操作中有很多困难,这个困难就是如何发现学生在会考、高考科目以外的智能,用比较通俗的说法就是发现“学生身上的闪光点”。中职教师除了要有足够的爱心、细心、真心之外,还要掌握多种科学而又艰深的测量工具,如职业兴趣测评工具。为什么德国职业教育世界一流,原因是德国对职业学校教师设置了很高的准入门槛。
作为中职教师,必须真正做到在教学中以学生为中心,不断调整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不以完成教学进度和教学内容为唯一目的。与此同时,必须告诉学生,筛选是社会常态。其实筛选也是一种选择,虽然不是我们的主动选择。那么如何化被动选择为主动选择?筛选理论或许会给职教人一些启迪。
美国经济学家安德鲁·迈克尔·斯彭斯认为,在多数就业市场中,雇主对求职者真实的劳动生产率一开始是不知道或不确定的,他们需要在知道求职者真实的劳动生产率之前,做出雇佣还是不雇佣某个求职者的决定。所以雇佣是带有不确定性的投资行为,具有一定的风险性。为此,求职者必须向雇主发送信号与标识。在能够很快被雇主获知的信息中,那些与生俱来的、后天不易改变的现实,如种族、年龄、性别等即为“标识”;而通过个人努力能够改善甚至改变的易于观察到的特征,如兴趣爱好、受教育状况等则为“信号”。求职者为增加自己被雇佣的条件概率,就需要付出相关的“信号成本”,对可改变的信号进行调整。
根据就业市场中己有教育信号的条件概率,雇主对不同受教育状况的求职者会有不同期望和相应的工资结构标准。如在雇佣发生前,雇主根据就业市场中己有的经验,可能心中暗含雇佣准则:硕士生的劳动生产率高于本科生的劳动生产率,所以准备给硕士生的起薪为5000元/月,而给本科生的起薪为3000元/月;但在雇佣发生后,雇主会通过观察新雇员在实际工作中的表现,对新雇员创造的价值与给出的起薪相比较,直到新雇员的劳动生产率与其工资相等,即达成信号均衡。
尽管也有例外,如经常有媒体报道某学生的分数达到重点高中分数线,结果却选择读中职,但这种选择发生的概率可能仅是万分之一,并不具代表性。中职教育,显然成了“筛子底下的教育”。而决定学生读普通高中还是中职学校的会考制度不改变,中职教育是“筛子底下的教育”就会永远存在。
作为职教人,回避和不正视现实对中职学校学生的伤害更大。我们潜意识中会沿用普通中学的教学方法和评价模式,造成中职学生受到二次伤害,因为在普通中学的评价体系中,语文、数学、英语学不好的学生肯定是差生。
在现实的就业市场中,为什么入职时看文凭、看技能证书,而若干年后则“英雄不问出处”。原因是入职时有一个筛选过程,但在实际工作中,态度、能力变得越来越重要,亦即达成信号均衡。因此,成功的经理人或企业家,从不讳言他们的第一学历是小学文凭或是函授学院文凭,因为经过努力和磨难,这些己不能证明什么。
大多数中职学校犹如“教育超市”,基本上不少于10个专业和200门课程,还有众多技能实训室和众多校企合作企业,中职学生只要肯学,希望之门就会向他们打开。学习能力、学习态度、职业素养就是中职学生向职场发送的信号和标识,而中职学校的核心竞争力就是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学习态度和职业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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