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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重启教育改革——中国教育改革十八讲》是一本试图破解中国教育谜局之作。该书由著名教育专家朱永新先生与《财经》杂志主笔马国川先生两人联手，以问题为导向，分作十八个单元，以一问一答式对话，从考察教育制度的演变入手，系统梳理了导致问题产生的制度根源，并就学前教育、中小学教育、大学教育各阶段存在的现实问题，予以全面反思，并兼涉职业教育和民办教育，深刻分析了教育改革为何缺乏动力的内外在原因，指出打破教育改革僵局，使中国教育走出困境、重新赢得国人信任的唯一出路，就在于重启教育改革，舍此别无他途。与此同时，两位作者呼吁，应像当年的真理标准大讨论一样，开展一场什么是好教育的全民大讨论，以便形成有利于推动重启教育改革的社会共识。
马国川：今天中国社会问题很多，最令人们感到痛心疾首的、形势最严峻的恐怕就是教育问题，因为它关系到每个家庭，也关系到国家的发展前途。由于教育存在各种问题，而且积重难返，使得国人对于中国教育越来越没有信心。毫不夸张地说，目前中国教育陷入了一场危机之中。
著名学者资中筠先生曾激愤地说：“实际上中国的孩子已经输在起跑线上了，中国现在的教育，从幼儿园开始，传授的就是完全扼杀人的创造性和想象力的极端功利主义”，“如果中国的教育再不改变，人种都会退化。”要摆脱教育危机，必须进行教育改革，这已经成为国人的共识。问题是，教育涉及的问题太多，改革应该从何处入手？
朱永新：教育现在面临着各种错综复杂的问题，只有解决这些问题，才能实现教育的更好发展。否则，教育越发展，越背离教育的本意，就会在歧途上越走越远。这需要我们以问题意识为导向，首先理性地思考和总结最主要的教育问题，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然后再研究解决之道。
在我看来，中国教育最突出、公众意见最大的是两大问题：一个是公平问题，一个是质量问题。教育改革就要解决这两大问题。
我们首先来看公平问题是怎么产生的。中国教育不公平的最突出表现，就是教育发展不平衡。长期以来，中国教育走的是一条效率优先的道路。我们现在的教育是学习苏联教育制度的产物，在教育还不普及的情况下，教育资源分配实行倾斜政策：在不同的教育阶段，教育资源向作为精英教育的组成部分的高等教育倾斜；在同样的教育阶段，教育资源向好学校、名校倾斜；在城乡之间，教育资源向城市倾斜。
马国川：和教育公平问题比起来，教育质量问题同样突出。中国教育质量和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特别是学生课业负担重，考试压力大，导致一些家庭特别是一些知识分子家庭，以及一些有权有钱的家庭不惜代价，让孩子到国外接受更好教育，而且海外求学的年龄越来越小。
朱永新：不管是人们激烈批评和抨击的基础教育阶段的“应试教育”问题，还是社会各界都在追问的高等教育阶段的“钱学森之问”，都说明中国教育质量没有达到社会大众真正满意的程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教育的解放仍然不够，现行教育体制对学校管得太死。
在基础教育阶段是“教育局办学”。因为一切都被教育行政部门规定了，中小学校长根本不是校长，最多是一个排课表的教务人员，上什么课，几点上课，几点放学，考什么内容，怎么考，所有的一切，校长说了都不算。由于学校没有真正的办学自主权。诺贝尔奖获得者、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认为，发展不能单纯理解为工业化或居民收入的增加，而应当是一个拓展自由的过程。而教育对于拓展人类自由、提高生活质量具有重大意义。教育状况将影响个人赖以享受更好生活的实质自由。能够赋予人们自由的教育的本质就是自由，没有自由就没有教育。由于对学校被管得太死，没有自由，校长和老师们也就失去了教育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围着教育行政部门的指挥棒转，应试教育仍然是主导着教育。
马国川：来自行政权力对教育的束缚，无疑让教育失去了活力。改革开放最大的成功奥秘，其实就是解放了生产力，解放了人民群众的创造力。因为解放了农民，人们的餐桌开始丰富起来；因为解放了工人，社会的日用消费品开始丰富起来；因为解放了资本，我们方方面面的发展速度快了起来。所以，教育应该摆脱束缚，获得真正的解放。
朱永新：是的，教育的解放是教育改革的当务之急。我们首先要解放学生。从分数的牢笼中解放孩子，让他们不再为分数而活着，让他们的个性得到张扬，让他们真正地成为他们自己；其次要解放教师，从考试的镣铐中解放教师，让他们不再成为考试的囚徒，让他们真正地享受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体验教师职业带给他们的成长、尊严与快乐；还要解放校长，从评价排名的恐惧中解放校长，让他们聚精会神地思考教育，让他们成为真正的教育的行家里手；最后还要解放教育厅的厅长、局长，从一个个升学的指标中解放厅长、局长们，让他们不要“跑部钱进”，不要“仰人鼻息”，从对上负责变为对下负责，从对分数负责变为对未来负责。一句话，解放教育的关键是“还权”，把那些本来属于学生、属于老师、属于校长、属于厅长局长的权力还给他们自己。
所以，总起来看，教育上面临的公平和质量这两大问题，都与现行的教育体制有极大关系。从1949年以来，由于教育和政治捆绑在一起，缺乏发展的自由空间。在教育体制上，国家分门别类地在教育的各个层面、各个环节设置行政层级，这样就形成了行政高度垄断的教育体制，行政部门权力太大，集办学权、管理权、评价权于一身，“管、办、评”一体化，使教育体制呆板单一，缺乏竞争，没有活力。
马国川：教育行政部门不但对学校管得太死，对地方也仍然是高度集权的计划管理体制，一刀切是其主要弊端。中国国土面积之大，人口之多，地方发展差异之大，区域教育发展之不平衡，自然地理环境之不同，是世界上少有的。试图用同一个政策号令全国的教育，用同一个标准管理所有的区域，不仅根本做不到，也是非常危险的。许多政策，如农村中小学撤校并点、清退农村代课教师等由于没有考虑国情、省情、市情、县情、乡情、校情的差异，在实施的时候往往容易变为脱离实际、强迫命令、一刀切的行政运动和政绩工程，结果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许多偏差。
朱永新：教育行政部门权力太大、太集中。以大学的审批为例。申办一所大学的手续，比申办一个企业要困难 100倍。500亩地一个门槛就非常厉害了（其实有一些国外的高校，也就一二百亩地）。然后必须从专科办起，有几届毕业生才可以办本科，再有几届本科毕业生才可以申请招收硕士生。这样一来，十几年就过去了，想办一个能够招收博士生的一流大学，没有几十年的时间根本不可能。因为门槛太高，风险太大，所以没有人愿意办大学。
由于教育部门集中了管理、举办、评价三个职能，既是教练员，又是领队、裁判员、运动员，权力过大，垄断性太强，又缺乏相应的监督和评价。现在很多教育问题难以及时纠正，与缺乏有效的监督是紧密相关的，因为官方的教育督导实际上归教育行政部门直接领导，所以它很难对教育自身进行监督指导，也不可能成为一种教育变革的力量。
马国川：由此看来，要解决教育公平和教育质量这两大问题，归根结底还是要改革现行的教育体制。如果体制不改，那么其他改革也没有保证。例如，政府优化资源配置说起来简单，假如仍然是行政高度垄断，个别部门甚至是少数人说了算，缺乏有效的监督，实际操作中怎么保证政府部门以公平优先的政策导向来分配资源？
朱永新：如果没有实质性的体制改革，不去触动、解决那些影响教育发展的深层问题，许多表面的“乱象”就往往久治不愈，甚至愈演愈烈。因此，教育体制改革是教育改革的核心，是实现教育公平和提高教育质量的有效保障。
马国川：放权才有活力，自主才有创新。所以，教育体制改革的关键，恐怕就是放权。
朱永新：是的，一言以蔽之，教育体制改革就是放权。就是通过简政放权，将地方的还给地方，将学校的还给学校，将社会的还给社会，使教育真正成为人民能够参与、全社会共同举办的一池活水。
第一，向地方放权。要下放行政权力，将“因地制宜”作为教育公共政策的基本价值和指导思想。应该允许地方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和资源情况自主地决定包括代课教师、教师编制、教师待遇在内的教师政策，自主决定教育结构和比例、学校布局等教育规划，自主决定学校教育模式、培养规格等等，从而形成多样化的、生动活泼的各地教育生态。
第二，向学校放权。按照建设“服务型政府”、“有限政府”的思路，清理大量不需要政府管理、审查、规范的东西，彻底还给校长，还给学校，解放教育。获得办学自主权的学校才有动力建立现代学校制度。同时要发现底层自发的改革实践，形成上下呼应，把个别人、个别地方的成功探索通过制度化的方式推广。因为真正的教育智慧，真正好的教育探索，是从课堂里面生长出来的，不是办公室里面想出来的。尊重民间的首创精神是中国改革成功的一个重要经验。尊重基层的教育改革与创新，也应该是中国教育改革的一条主要路径。
第三向社会放权。建立管、办、评相对独立的教育管理体制。“管、办、评分离”是现代行政管理的基本原则，政府的主要功能不是直接当“划桨手”，而是当“舵手”。强化政府公共服务的职能，并不意味着集中资源、强化行政控制，而是意味着建立服务导向，由直接提供服务，转变为用多种方式和途径满足社会需要，扩大公共服务的能力和改善公共服务的品质，同时，对公共服务的结果进行评价和控制。
马国川：问题在于，如何界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假如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没有清晰的界定，那么很有可能导致教育秩序的混乱。比如说，政府不做应做之事，而是在教育里从事营利性活动，就像某些重点学校收取高额赞助费与政府部门“分成”这样的事，无疑是败坏教育声誉、破坏教育秩序的丑闻。
朱永新:在教育领域，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应该是这样的：政府充分发挥保公平、保基础的作用，对公办学校进行均衡的资源配置；把市场交给民办学校，它们提供可以有特色的、选择性的教育资源。这样政府就有更多力量去做好教育均衡、教育公平的事情。政府办的学校，资源配置大致相同，从学校的硬件如图书、实验室、操场等，到学校的软件尤其是教师等，都要尽可能相同，从而把从公办学校挤出去的对教育质量有特殊要求的群体，释放到民办教育领域。父母要选择学校，到民办教育，民办教育不是面向有钱人的学校，而是可以提供更多选择的学校，有特色的学校，服务更个性化的学校。
应该尽快制定鼓励民间资本进入教育领域的政策，落实《民办教育促进法》，通过对民办学校的分类管理，对义务教育阶段非营利学校的补助以及教师在民办教育与公办教育之间的正常流动等措施，给民办学校更大的生长空间。在高等教育领域，我主张进行大学改制的试点，通过股份制改造，将一部分公办大学转为混合所有制，交给高科技企业举办或者拿出一部分高校与国外著名大学合作办学，允许教育家自主办学。如果每个省拿出一所高校进行改制的试点，其意义就非常大。这样不但可以丰富高等教育的多样性，而且可以激发公立大学的办学积极性。这样，良好的教育生态就会逐步形成。
另外，教育改革还应该包括教育的对外开放，允许中外合作办学，也允许国外教育机构到中国来独立办学。
马国川：真正的改革需要权力利益的调整。这些年搞了很多教育改革:全国减负、素质教育、中高考改革、新课程改革……其中许多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也有一些实际效果并不理想。很多合理的理念和改革，被现实利益、部门利益、既得利益所绑架，最后是改革变质。实际上很多听起来很好听的教育改革措施，实行的结果却扩大了既得利益者的利益。“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
朱永新：转型期体制改革的重要特点被称为是“内部人改革”，即在缺乏社会参与和利益博弈机制的情况下，由掌握重要资源的权力部门自己进行的改革。因而，在这一模式下的改革，其实际关注往往不是如何开放市场，公平、公正地提供公共服务，以及通过管理改革提高效率，而是通过创收、收费等营利性的环节追求自身利益，甚至公开地设租寻租。它造成了基于垄断而产生的部门利益及特殊利益集团，造成扭曲的市场和不公平竞争，极大地败坏了改革的形象，引致人们对改革方向的怀疑。现在中国的教育改革进入了“深水区”，所谓深水区就是打破利益链条。如果不打破利益链条，中国教育就没有希望。
其实，改革在任何国家都不易，任何国家的既得利益者们在改革损及自己利益的时候也都反应强烈。1957年，美国总统为了执行联邦最高法院关于废除种族隔离的教育体制的判决，不惜派兵保护黑人学生进入白人学校读书。几十年过去了，现在的美国人对于白人和黑人甚至其它少数族裔同在一所学校读书已经习以为常，甚至引以为豪。以后人的角度观之，那些顶住压力、大胆推动平权改革的先贤无疑是值得敬佩的。其实，无论是执政者还是具体部门的主事者，这都是应有的担当。
《重启教育改革——中国教育改革十八讲》是一本试图破解中国教育谜局之作。该书由著名教育专家朱永新先生与《财经》杂志主笔马国川先生两人联手，以问题为导向，分作十八个单元，以一问一答式对话，从考察教育制度的演变入手，系统梳理了导致问题产生的制度根源，并就学前教育、中小学教育、大学教育各阶段存在的现实问题，予以全面反思，并兼涉职业教育和民办教育，深刻分析了教育改革为何缺乏动力的内外在原因，指出打破教育改革僵局，使中国教育走出困境、重新赢得国人信任的唯一出路，就在于重启教育改革，舍此别无他途。与此同时，两位作者呼吁，应像当年的真理标准大讨论一样，开展一场什么是好教育的全民大讨论，以便形成有利于推动重启教育改革的社会共识。
马国川：今天中国社会问题很多，最令人们感到痛心疾首的、形势最严峻的恐怕就是教育问题，因为它关系到每个家庭，也关系到国家的发展前途。由于教育存在各种问题，而且积重难返，使得国人对于中国教育越来越没有信心。毫不夸张地说，目前中国教育陷入了一场危机之中。
著名学者资中筠先生曾激愤地说：“实际上中国的孩子已经输在起跑线上了，中国现在的教育，从幼儿园开始，传授的就是完全扼杀人的创造性和想象力的极端功利主义”，“如果中国的教育再不改变，人种都会退化。”要摆脱教育危机，必须进行教育改革，这已经成为国人的共识。问题是，教育涉及的问题太多，改革应该从何处入手？
朱永新：教育现在面临着各种错综复杂的问题，只有解决这些问题，才能实现教育的更好发展。否则，教育越发展，越背离教育的本意，就会在歧途上越走越远。这需要我们以问题意识为导向，首先理性地思考和总结最主要的教育问题，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然后再研究解决之道。
在我看来，中国教育最突出、公众意见最大的是两大问题：一个是公平问题，一个是质量问题。教育改革就要解决这两大问题。
我们首先来看公平问题是怎么产生的。中国教育不公平的最突出表现，就是教育发展不平衡。长期以来，中国教育走的是一条效率优先的道路。我们现在的教育是学习苏联教育制度的产物，在教育还不普及的情况下，教育资源分配实行倾斜政策：在不同的教育阶段，教育资源向作为精英教育的组成部分的高等教育倾斜；在同样的教育阶段，教育资源向好学校、名校倾斜；在城乡之间，教育资源向城市倾斜。
马国川：和教育公平问题比起来，教育质量问题同样突出。中国教育质量和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特别是学生课业负担重，考试压力大，导致一些家庭特别是一些知识分子家庭，以及一些有权有钱的家庭不惜代价，让孩子到国外接受更好教育，而且海外求学的年龄越来越小。
朱永新：不管是人们激烈批评和抨击的基础教育阶段的“应试教育”问题，还是社会各界都在追问的高等教育阶段的“钱学森之问”，都说明中国教育质量没有达到社会大众真正满意的程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教育的解放仍然不够，现行教育体制对学校管得太死。
在基础教育阶段是“教育局办学”。因为一切都被教育行政部门规定了，中小学校长根本不是校长，最多是一个排课表的教务人员，上什么课，几点上课，几点放学，考什么内容，怎么考，所有的一切，校长说了都不算。由于学校没有真正的办学自主权。诺贝尔奖获得者、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认为，发展不能单纯理解为工业化或居民收入的增加，而应当是一个拓展自由的过程。而教育对于拓展人类自由、提高生活质量具有重大意义。教育状况将影响个人赖以享受更好生活的实质自由。能够赋予人们自由的教育的本质就是自由，没有自由就没有教育。由于对学校被管得太死，没有自由，校长和老师们也就失去了教育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围着教育行政部门的指挥棒转，应试教育仍然是主导着教育。
马国川：来自行政权力对教育的束缚，无疑让教育失去了活力。改革开放最大的成功奥秘，其实就是解放了生产力，解放了人民群众的创造力。因为解放了农民，人们的餐桌开始丰富起来；因为解放了工人，社会的日用消费品开始丰富起来；因为解放了资本，我们方方面面的发展速度快了起来。所以，教育应该摆脱束缚，获得真正的解放。
朱永新：是的，教育的解放是教育改革的当务之急。我们首先要解放学生。从分数的牢笼中解放孩子，让他们不再为分数而活着，让他们的个性得到张扬，让他们真正地成为他们自己；其次要解放教师，从考试的镣铐中解放教师，让他们不再成为考试的囚徒，让他们真正地享受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体验教师职业带给他们的成长、尊严与快乐；还要解放校长，从评价排名的恐惧中解放校长，让他们聚精会神地思考教育，让他们成为真正的教育的行家里手；最后还要解放教育厅的厅长、局长，从一个个升学的指标中解放厅长、局长们，让他们不要“跑部钱进”，不要“仰人鼻息”，从对上负责变为对下负责，从对分数负责变为对未来负责。一句话，解放教育的关键是“还权”，把那些本来属于学生、属于老师、属于校长、属于厅长局长的权力还给他们自己。
所以，总起来看，教育上面临的公平和质量这两大问题，都与现行的教育体制有极大关系。从1949年以来，由于教育和政治捆绑在一起，缺乏发展的自由空间。在教育体制上，国家分门别类地在教育的各个层面、各个环节设置行政层级，这样就形成了行政高度垄断的教育体制，行政部门权力太大，集办学权、管理权、评价权于一身，“管、办、评”一体化，使教育体制呆板单一，缺乏竞争，没有活力。
马国川：教育行政部门不但对学校管得太死，对地方也仍然是高度集权的计划管理体制，一刀切是其主要弊端。中国国土面积之大，人口之多，地方发展差异之大，区域教育发展之不平衡，自然地理环境之不同，是世界上少有的。试图用同一个政策号令全国的教育，用同一个标准管理所有的区域，不仅根本做不到，也是非常危险的。许多政策，如农村中小学撤校并点、清退农村代课教师等由于没有考虑国情、省情、市情、县情、乡情、校情的差异，在实施的时候往往容易变为脱离实际、强迫命令、一刀切的行政运动和政绩工程，结果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许多偏差。
朱永新：教育行政部门权力太大、太集中。以大学的审批为例。申办一所大学的手续，比申办一个企业要困难 100倍。500亩地一个门槛就非常厉害了（其实有一些国外的高校，也就一二百亩地）。然后必须从专科办起，有几届毕业生才可以办本科，再有几届本科毕业生才可以申请招收硕士生。这样一来，十几年就过去了，想办一个能够招收博士生的一流大学，没有几十年的时间根本不可能。因为门槛太高，风险太大，所以没有人愿意办大学。
由于教育部门集中了管理、举办、评价三个职能，既是教练员，又是领队、裁判员、运动员，权力过大，垄断性太强，又缺乏相应的监督和评价。现在很多教育问题难以及时纠正，与缺乏有效的监督是紧密相关的，因为官方的教育督导实际上归教育行政部门直接领导，所以它很难对教育自身进行监督指导，也不可能成为一种教育变革的力量。
马国川：由此看来，要解决教育公平和教育质量这两大问题，归根结底还是要改革现行的教育体制。如果体制不改，那么其他改革也没有保证。例如，政府优化资源配置说起来简单，假如仍然是行政高度垄断，个别部门甚至是少数人说了算，缺乏有效的监督，实际操作中怎么保证政府部门以公平优先的政策导向来分配资源？
朱永新：如果没有实质性的体制改革，不去触动、解决那些影响教育发展的深层问题，许多表面的“乱象”就往往久治不愈，甚至愈演愈烈。因此，教育体制改革是教育改革的核心，是实现教育公平和提高教育质量的有效保障。
马国川：放权才有活力，自主才有创新。所以，教育体制改革的关键，恐怕就是放权。
朱永新：是的，一言以蔽之，教育体制改革就是放权。就是通过简政放权，将地方的还给地方，将学校的还给学校，将社会的还给社会，使教育真正成为人民能够参与、全社会共同举办的一池活水。
第一，向地方放权。要下放行政权力，将“因地制宜”作为教育公共政策的基本价值和指导思想。应该允许地方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和资源情况自主地决定包括代课教师、教师编制、教师待遇在内的教师政策，自主决定教育结构和比例、学校布局等教育规划，自主决定学校教育模式、培养规格等等，从而形成多样化的、生动活泼的各地教育生态。
第二，向学校放权。按照建设“服务型政府”、“有限政府”的思路，清理大量不需要政府管理、审查、规范的东西，彻底还给校长，还给学校，解放教育。获得办学自主权的学校才有动力建立现代学校制度。同时要发现底层自发的改革实践，形成上下呼应，把个别人、个别地方的成功探索通过制度化的方式推广。因为真正的教育智慧，真正好的教育探索，是从课堂里面生长出来的，不是办公室里面想出来的。尊重民间的首创精神是中国改革成功的一个重要经验。尊重基层的教育改革与创新，也应该是中国教育改革的一条主要路径。
第三向社会放权。建立管、办、评相对独立的教育管理体制。“管、办、评分离”是现代行政管理的基本原则，政府的主要功能不是直接当“划桨手”，而是当“舵手”。强化政府公共服务的职能，并不意味着集中资源、强化行政控制，而是意味着建立服务导向，由直接提供服务，转变为用多种方式和途径满足社会需要，扩大公共服务的能力和改善公共服务的品质，同时，对公共服务的结果进行评价和控制。
马国川：问题在于，如何界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假如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没有清晰的界定，那么很有可能导致教育秩序的混乱。比如说，政府不做应做之事，而是在教育里从事营利性活动，就像某些重点学校收取高额赞助费与政府部门“分成”这样的事，无疑是败坏教育声誉、破坏教育秩序的丑闻。
朱永新:在教育领域，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应该是这样的：政府充分发挥保公平、保基础的作用，对公办学校进行均衡的资源配置；把市场交给民办学校，它们提供可以有特色的、选择性的教育资源。这样政府就有更多力量去做好教育均衡、教育公平的事情。政府办的学校，资源配置大致相同，从学校的硬件如图书、实验室、操场等，到学校的软件尤其是教师等，都要尽可能相同，从而把从公办学校挤出去的对教育质量有特殊要求的群体，释放到民办教育领域。父母要选择学校，到民办教育，民办教育不是面向有钱人的学校，而是可以提供更多选择的学校，有特色的学校，服务更个性化的学校。
应该尽快制定鼓励民间资本进入教育领域的政策，落实《民办教育促进法》，通过对民办学校的分类管理，对义务教育阶段非营利学校的补助以及教师在民办教育与公办教育之间的正常流动等措施，给民办学校更大的生长空间。在高等教育领域，我主张进行大学改制的试点，通过股份制改造，将一部分公办大学转为混合所有制，交给高科技企业举办或者拿出一部分高校与国外著名大学合作办学，允许教育家自主办学。如果每个省拿出一所高校进行改制的试点，其意义就非常大。这样不但可以丰富高等教育的多样性，而且可以激发公立大学的办学积极性。这样，良好的教育生态就会逐步形成。
另外，教育改革还应该包括教育的对外开放，允许中外合作办学，也允许国外教育机构到中国来独立办学。
马国川：真正的改革需要权力利益的调整。这些年搞了很多教育改革:全国减负、素质教育、中高考改革、新课程改革……其中许多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也有一些实际效果并不理想。很多合理的理念和改革，被现实利益、部门利益、既得利益所绑架，最后是改革变质。实际上很多听起来很好听的教育改革措施，实行的结果却扩大了既得利益者的利益。“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
朱永新：转型期体制改革的重要特点被称为是“内部人改革”，即在缺乏社会参与和利益博弈机制的情况下，由掌握重要资源的权力部门自己进行的改革。因而，在这一模式下的改革，其实际关注往往不是如何开放市场，公平、公正地提供公共服务，以及通过管理改革提高效率，而是通过创收、收费等营利性的环节追求自身利益，甚至公开地设租寻租。它造成了基于垄断而产生的部门利益及特殊利益集团，造成扭曲的市场和不公平竞争，极大地败坏了改革的形象，引致人们对改革方向的怀疑。现在中国的教育改革进入了“深水区”，所谓深水区就是打破利益链条。如果不打破利益链条，中国教育就没有希望。
其实，改革在任何国家都不易，任何国家的既得利益者们在改革损及自己利益的时候也都反应强烈。1957年，美国总统为了执行联邦最高法院关于废除种族隔离的教育体制的判决，不惜派兵保护黑人学生进入白人学校读书。几十年过去了，现在的美国人对于白人和黑人甚至其它少数族裔同在一所学校读书已经习以为常，甚至引以为豪。以后人的角度观之，那些顶住压力、大胆推动平权改革的先贤无疑是值得敬佩的。其实，无论是执政者还是具体部门的主事者，这都是应有的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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